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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月晚些时候，美国总统布什(Bush)将会晤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双方将就诸多问题展开讨论。中国的影响力迅速壮大，发展成维护全球和平及稳定的重要力量，堪与美国比肩。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从国际社会应对朝鲜和伊朗等流氓国家的核野心过程中就可见一斑。但是，不管这些事件引起了多少争端，与各方在人民币合理汇率这个重要经济问题上达成共识比起来都容易得多。乍一看，这有点奇怪，汇率不过是个关乎数字的简单问题，数字问题都不难达成妥协──最多双方各让半步嘛。但这次可不一样，汇率问题的背后，美中两国都有强烈的原则感，而要在原则问题上妥协让步绝非易事。
对中国来说，中央政府和共产党继续掌控经济发展的步伐是个原则问题；对美国来说，原则问题在于全球贸易的根本推动力是市场还是政府政策。这与围绕著美国从贸易中获得了多少经济利益这类传统的争论截然不同（美国显然受益）。这次讨论的是，人民币固定汇率是由中国政府而不是市场确立的，那么显然是由中国政府来决定哪部分美国人会从美中贸易关系中受益：消费者还是生产商，债权人还是债务人。美国人认为这最好还是交给市场去决定。
《华尔街日报》曾就此发表文章，称固定汇率制度是中国这类国家管理货币政策的重要手段。推理是这样的：首先，内部市场力量能够有效确定商品的相对价格。举例来说，劳动力和产品两大市场就能确定1,000个工作小时的收入能买一辆汽车。但如果没有外部的锚定对象，央行的货币政策既可以将工作时薪定为20美元，相应的汽车的价格是2万美元；也可以将时薪定为2,000美元，汽车价格就是200万美元了。这两种情况对市场有效运转的影响可谓天壤之别。再者，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质量往往不高，即使央行秉承良好的意愿，也很容易决策失误，引发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更何况，央行未必总是善意的。如此分析下来，市场确定相对价格的效率和自由要想不受央行货币政策失误的影响，就必须有一套盯住全球性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才能迫使央行不会犯错。
但在中国套用这套理论时就遇到了问题，市场并不能确定相对价格。国家是最大的雇主，在制定工资水平方面发挥著重要的影响力。国家控制著（或尽力控制著）人口从低收入乡村地区向高收入城市地区的流动，因此也就阻断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途径。国家决定需要教育出多少工程师、医生和工厂工人、决定谁将成为工程师，会派到哪儿工作──至少最初是这样的。政府直接管理众多商品的价格，向那些生产效率低下、产品卖不出去的公司提供补贴，办法就是政府提供指定价格的原材料。
在这种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度就无法保护市场能在不受央行引发的国家政策失误的冲击下自行确定价格了。相反，固定汇率制保护了国家确定的并不合理的指导价格不会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机制的冲击。中国政府维护固定汇率制度，并不是为了让中国人民银行(Peoples Bank of China)自律，而是为了维护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权。这对中国来说是个原则问题，在当前的政治体制下很难就此作出妥协。
美国却从这一制度中受益。中国显然低估了人民币汇率，这就意味著美国消费者能按照人为压低的价格购买商品，成为赢家。为了维护这项制度，中国人民银行必须大量买入美元，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接近1万亿美元了。这笔巨款在国内毫无用处，于是中国央行就转过头来把它们又借给了美国人，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公司债和住房按揭，把国债收益率和按揭利率压低到应有水平之下。美国的房主和纳税人再次成为赢家。
有赢家当然就有输家，最惨的就是目前在中国进行生产活动的美国生产商。但他们的损失远远不及美国消费品进口商从中国补贴中得到的好处，不及中国慷慨拆借压低美国借贷成本的好处。但这些好处在政治家眼里毫不贴边。
美国政坛日益关注的问题就是，现在是中国政府，而不是美国政治界或者市场的独立判断来决定结果。我们买的T恤衫、鞋和家用电器越来越多，住的房子越来越大，都超过了应有的水平，因为这是中国政府的决定。我们生产的家用电器越来越少，农业产值越来越低，都低于应有的水平，同样也要归功于中国政府的决策。跟美国政治家说，如果中国想补贴我们那就让他们去好了，这么说一点好处也没有。就是因为中国的补贴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朝著他们，而不是我们，决定的方向。
胡锦涛访问美国时，无疑会竭尽全力缓解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引发的紧张情绪，他认为这是我们对人民币政策不满的根源。他会辩解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美国人消费太高而储蓄太少。很多美国经济学家也会附和他的说法。但胡锦涛这么说就不够坦诚了，因为正是他的政策鼓励美国人多消费多贷款，他的政策压低了这些活动的价格。而美国和中国不一样，美国是由市场力量来确定商品的相对价格，而这些价格影响著经济决策。
按照中国的传统做法，胡锦涛还会带来一个政府采购的大礼包，试图以此缓和政治冲突并减少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中国可能会购买更多的波音(Boeing)飞机，更多的通用(GM)汽车，来取悦美国主要选区的选民。这当然好，但不解决根本问题。仍然是中国政府，而不是市场，也不是美国政府，决定著买多少，向谁买的问题。这让布什进退两难。它需要与胡锦涛合作，共同维护全球和平及稳定；但这就会在一个更具原则性的问题上将美中贸易关系置于险境。布什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这次他再怎么谨慎也应该坚持原则。 随著下半年大选的日益临近，美中贸易问题形成的政治压力会越来越大。只要这个问题仍然是美中之间的原则性冲突，国会就很可能在11月之前通过立法。最终形成的法案无疑会让美国在付出最小代价的基础上给中国造成最大的打击。布什和胡锦涛会谈时最好是澄清：这对美国来说是个原则问题，一个中国人似乎并不理解的事实。继续抵制人民币汇率重估，胡锦涛就会让中国变得更穷，才能继续维护共产党对中国经济的控制这条原则，这样他就会理解作为领导人很多时候必须坚持原则。 摆脱目前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把这些原则分歧转化成某种可以量化的问题，然后双方就数字做出妥协。但必须两人都能做到这一点才行。迄今为止，两国都只是在国内政治圈里讨论这个问题，美国方面是国会和政府之间，中国方面是央行等改革意愿强烈的机构与官僚体制中的强硬保守派之间。结果就是紧张形势有增无减。 既然是原则问题，布什就应该尽量让汇率接近市场确定的水平，也就是要求人民币每月升值1%。去年，中国的立场是“尽可能小”，结果人民币升值幅度至今还不到每季度1%。确定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商定一个调整速度，对中国经济来说这很难，但还是可以掌控的。对美国人就汇率操纵的合理关注来说，这也是一个答案。胡锦涛可能还会觉得这一妥协威胁到党的权利这个原则，但接下来他的选择就很明确了：就原则而战，中国的经济损失会更大；要么就坐下来协商数字方面的差距。 （编者按：本文作者林赛(Lawrence B. Lindsey)是Lindsey Group总裁兼首席执行长，2001-2002年期间曾任美国总统布什的首席经济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