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空军的发展上，阿诺德和斯帕茨功不可没。但是，如果没有比利•米切尔对空军领导艺术的无私奉献，美国空军的发展历史就是不完整的。
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并没有独立编制的空军，有限的一点儿空中力量也隶属于海陆军。
1925年7月5日，一个意外事件成为建立独立的美国空军的转折点。1925年7月1日和3日，美国海军接连出了两起飞行事故。7月1日，约翰•罗杰斯和其他四位机组成员在从旧金山到火奴鲁鲁的飞行中在太平洋上空失踪。舆论普遍认为飞机失事是因为逆风飞行，燃油不够。7月3日，失踪的罗杰斯和其他机组成员还没找到，“圣南多”号飞艇又遇上风暴，指挥官和14位成员全部罹难。有消息称，飞艇指挥官本来因天气不良拒绝飞行，但被迫执行命令。使事态更糟的是，海军部长对死难者漠不关心，宣称这两起事故恰好证明美国不会受到来自空中的威胁。
这些麻木不仁的话激怒了空中力量的倡导者和死难者的家属。
当时，米切尔在圣安东尼奥执行任务，他在第二天就上了电台，称罗杰斯和他的机组成员为“烈士”。7月5日，米切尔在圣安东尼奥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了多年来他与他的上司之间的分歧。他指责说这些“令人震惊的事故……完全是无能、罪恶的无知和战争部与海军部对国防近乎背叛式的管理所导致的直接结果”。
米切尔在圣安东尼奥的声明震惊了整个国家，但他敢于迎接闪电的轰击。陆军不可能让他轻松过关，因为这件事对陆军士气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在纪律严明的部队里，米切尔的这一“犯上”举动，将使他面临被告上军事法庭的危险。他的指责过于严厉，有关人士没法假装什么也没听见。支持米切尔的辩护者提出，军事法庭是参谋部长期以来对米切尔进行迫害所采取的最后一个步骤。在把米切尔送上军事法庭之前的几年里，米切尔一直被警告，如果他不停止建立空军的努力，就会被逐出现役。
米切尔此举意在迫使国会进行深入调查，以便使他一直在进行的用进步的和富有远见的政策来取代陈腐的现行政策的战斗中赢得理解和支持。米切尔公然提出，这些事故是由于军事航空业掌握在位高权重的“蠢货们”的手里，这些笨蛋“对飞行一无所知”，把飞行员当做愚蠢和错误选择时机的一场冒险的“人质”。
按照程序，军事法庭将会给米切尔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提出的指控是合理和有根据的，否则他将被逐出现役。在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时，他只能依靠既定的法律程序要求官方证人出席。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把各种矛盾摆到桌面上。
卡尔文•柯立芝总统决定起诉米切尔上校，罪名是危害秩序和部队纪律，违抗命令，公然蔑视上级。
整个国家都在关注这件事。争议的焦点是：（1）是否应组建统一的空中部队，亦即一支独立的空军；（2）陆军和海军的保守势力是否妨碍了航空事业的发展和进步；（3）在晋升和薪金方面是否存在对陆军航空军官的歧视；（4）空中力量对陆战和海战有多重要，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在辩护中米切尔指出：“在陆军里，我们没有空中力量，什么也没有，没有物资（指飞机和装备），没有人员（指飞行员、观测员、射手、机械师），也没有行动（指使用航空力量的方法）……我们的飞机在烂掉，它们很危险，不能完成现代空中力量的任何任务。”
米切尔试图让公众相信，问题出在“空中事务由陆军和海军掌管，由那些不懂飞行的军官在处理、管理和控制。他们对飞行近于无知，却武断地认为空中力量只不过是他们当前活动的一个辅助性的东西，而不是国家军事机器的一个主要力量。他们关于空中事务的证词几乎一钱不值……发展空中力量的声音在被听到之前就被压制了”。
米切尔接着将矛头指向美国陆军招募和训练机械师的体制。他认为“这个体制简直糟透了，陆军在用飞行员的生命来训练机械师”。米切尔还有预见性地提出，不仅要建立独立的空军，而且要将战争部和海军部重组为国防部，陆、海、空军都将是统一的国防部的下属机构。
米切尔的攻击引起了复杂的反应。某些不拥护米切尔空中战略构想的军官对他指责上级无能、无知和叛国感到不满，因为他们相信上级的动机是不容置疑的，他们内心都希望美国的安全尽可能获得最好的保障。
新闻评论就不只是不友好了。《纽约时报》评论员尖刻地指出：“米切尔上校不过是想出名，他认为自己应该出名，甚至还抱有幻想，错误地认为这样做会为他增添光彩，会赢得那些通情达理的人们的敬意。”评论员文章还指出，他的话将破坏他曾经拥有的尊重。
然而，米切尔拥有忠诚的支持者，他们相信米切尔的事业。其中的两个人为米切尔出庭辩护，他们就是后来成为二战时期美国空军最重要的领导者：阿诺德和斯帕茨。
他们两人都受到警告，不得出庭作证，否则将危害他们的前途，但他们对此不予理睬。
1925年，阿诺德为了维护米切尔，充分表现了他的勇气。尽管米切尔肯定会被裁定有罪，此时已是少校的阿诺德还是在军事法庭上勇敢地为这位敢于仗义执言的同仁辩护。在法庭审判中，阿诺德的陈词进一步证实陆军和海军人员向国会提供了错误或虚假的信息。阿诺德指出，他的上级无视当前外军装备飞机的情况和外军把空中力量作为单独军种的最新情况，向国会提供了起误导作用的信息。
军事法庭最终确定米切尔有罪，但阿诺德并不打算放弃“战斗”。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最先试图把战斗继续下去的是赫伯特•达古少校和我本人。在华盛顿服役这么长时间之后，我们在国会和媒体中间有许多朋友，我们继续到比利（比利•米切尔）的家里去，也继续到国会山去，不停地写信，坚持战斗。
“案子已不得人心地结束了，传统势力不会允许我们这些小卒继续跳下去。现在情况已经很清楚，柯立芝总统本人是主要的原告。我们被召去就是对改变航空部队地位的不正常通信问题做出解释。达古少校遭遣责，被开掉了；我呢，像媒体所报道的那样，被流放了。”
导致阿诺德被流放的事件发生在对米切尔进行审判的一年之后。当时报纸上登出了一篇在暗地里广为传播的文章，这篇文章高度赞扬了航空部队却批评了陆军参谋部。艾拉•埃克上尉说：“陆军总检察官追查出文章是阿诺德写的。他使用了政府的打字机和纸张，被指控不正当地使用公共财产用于有预谋地针对陆军的犯罪活动。总检察官建议将阿诺德送交军事法庭。在帕特里克将军的斡旋下，阿诺德被解除了航空部队参谋的职务，被赶出华盛顿，沦落到堪萨斯瑞利堡担任一个航空小队的指挥官，一个无足轻重的职位。”
流放到瑞利堡本该意味着阿诺德的前程就此完了，尤其是他还继续暗中为米切尔的主张进行游说。他从1920年到1931年一直是少校。为此他虽感泄气，但仍拒绝了好几个报酬丰厚的民航职位，因为他不想在遭到责难时离开。在米切尔受审之前，阿诺德就已经在组建后来的泛美航空公司的核心方面起了关键作用，并且拒绝了担任这个新航空公司总裁的机会。
领导就是第一影响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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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阿诺德外，另外一个在比利•米切尔的军事法庭审判中出庭作证的军官是卡尔•斯帕茨。1925年6月18日，他接到命令赴华盛顿特区任空中参谋长办公室副主任，这对他的个人发展和前途来说是一个重要岗位。在来到华盛顿6个月后，他卷入了比利•米切尔为空中力量的斗争。斯帕茨决定出庭作证，尽管上司警告他说这么做可能会对他的职位造成危害。
辩护律师问斯帕茨：“你愿意告诉法庭目前航空部队的装备情况吗？”
斯帕茨回答说：“航空部队的装备情况非常糟糕，糟糕到我们已不清楚是否能继续飞行的地步……航空部队的大部分装备都已陈旧不堪、荒废无用。”
在证词中，斯帕茨还被问询：“目前有多大比例的飞机可以执行作战飞行任务？”
他回答说：“没有一架飞机能执行作战飞行任务。不过我还是宁愿驾着这些飞机去打仗。这些飞机列装时间差不多都有3年了，维修保养非常困难。相当一部分飞机在大修过后又重新装备到部队。”斯帕茨估计，航空部队飞机短缺数量约在355架。接下来的问题是关于人员是否够用。斯帕茨说本土战术部队欠军官660名，驻夏威夷部队欠85名，驻菲律宾部队欠55名，驻巴拿马部队欠54名。
米切尔审判团的行事风格是咄咄逼人、穷追不舍。问询斯帕茨的律师提出了要害问题：“陆军参谋部的军官是否经过训练或有经验地制定军事航空的原则？”最初他们不允许斯帕茨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会对高层机关构成挑衅。在经过了强烈的反对和长时间的辩论后，斯帕茨获准继续回答这一问题。他说：“除了M•F•哈曼少校和C•G•勃兰特少校，参谋部的其他人员都没有航空飞行经验，但仍然负责指挥航空部队的战术单位。”
对米切尔的审判使航空兵分裂成了两派：为米切尔辩护的一派和反对的一派。前一派人起初吃了苦头，但团结一致共度难关，终于占了上风。这次审判使阿诺德在政治上成熟了起来。他意识到米切尔建立独立空军的主张在军队、公众和国会中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于是他集中精力在各个层次上广交朋友，以便获得这种支持，并终于在1947年帮助美国建立了独立的空军。
在回忆起这些建军元勋的功绩时，《跨越苍穹》一书的作者这样评价道：“他们岂止是飞行员，他们是为了战争与和平而创造出来的卓越新事物——空军的教父。”
幕后亦是真英雄
在我的一生中，我已习惯于将所有的公务员分成两大类人：第一类人总是思考自己能为工作做点儿什么，第二类人总是琢磨工作能为自己带来什么。
——亨利•史汀生
二战中，美国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军事领导人，而马歇尔可以说是一切领导人中的领导人。
在美国的军队传统中，人们普遍认为，有些军官胜任指挥工作，有些军官却只能做参谋工作。战场指挥军官可以获得威望，甚至名垂千古，而参谋军官的工作既没有荣耀，也没有赞赏，有的只是繁琐和枯燥。但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虽然长期担任参谋工作，从未担任过重要的战场指挥官，却获得了极高的军事声誉，被美国人称做20世纪的战略家和军事家。一位美国军官评论说：“他是一位参谋军官，而且就以这种身份立于最伟大的将领之列。”
在由谁出任盟军最高指挥官这件事上，马歇尔以其高贵的抉择展示了他的领导力的秘密。
1942年初，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达成共识，盟军最高司令由英国将军出任。然而随着战事的发展，美国的部队和物资在盟军中占有压倒性的优势，这就给华盛顿和丘吉尔带来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如果由英国人出任最高司令，那么罗斯福就得给美国人民一个交待，为什么让外国人来指挥以美军为主组成的部队；反过来，丘吉尔又必须向英国人民讲清楚，为什么要让美国人来指挥在欧洲的军事行动。丘吉尔主动提出让美国人来指挥盟军部队，把罗斯福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哪一位美国人能深孚众望，胜任这一职位呢？
盟军最高指挥官这一关键职位对任何一个可能的候选人的职业生涯都有着极大影响。在定下由美国人指挥盟军后的18个月里，罗斯福还是无法确定由谁担任这个职务。在此期间丘吉尔曾多次去电催促早做决定。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热切地问罗斯福“谁指挥霸王行动？”罗斯福回答说尚未决定。斯大林认为马歇尔将军应该出任最高司令，并敦促罗斯福早做决定。
马歇尔的确是盟军最高指挥官的第一人选。1942年7月31日，丘吉尔给罗斯福发电称，“如果由马歇尔将军出任即将组建的盟军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我们都会同意。”1943年8月10日，在给罗斯福的一封信里，战争部长史汀生表达了他在选择D日（诺曼底登陆日）指挥官问题上的立场：“最后，我相信现在已经到了把我们最优秀的军人送往在关键时刻所进行的关键军事行动的指挥岗位的时候。在这个问题上，您比林肯总统和威尔逊总统幸运。林肯先生在最终找到那个人选前，不得不付出犯很多错误、遭到巨大失败的代价。威尔逊不得不挑选一个几乎不为美国人民和外军所了解的人，而他却要指挥这支外国部队。而马歇尔将军却已经拥有心胸宽广、手法高明的管理者的极高声望，在一年半以前，英国方面对马歇尔出任这一职位的提议就是明证。我相信马歇尔就是那个人选，他的性格和他的才能可以承担起军事统帅的责任，带领两个国家的军队共同完成这个伟大的军事行动。没人比我更清楚马歇尔离开华盛顿后，我在对世界性战略的组织计划协调方面将遇到多大的困难和麻烦。除了马歇尔，我不知道谁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显然，马歇尔是罗斯福眼中这个职位的第一人选。1943年11月，在罗斯福视察北非时，他对艾森豪威尔说：“艾克，你我知道在内战的最后几年里谁是参谋长，但实际上老百姓只记得战场指挥官的名字，连小学生都知道格兰特、罗伯特、李、杰克逊、谢尔曼、希尔顿和其他战场指挥官的名字。我不能接受50年后没人知道乔治•马歇尔是谁。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让马歇尔担任历史上最大部队的司令官的一个原因。马歇尔理应作为一个伟大的战地将军载入史册。”
盟国很快就要任命一位最高司令这件事传开后，华盛顿开始出现与马歇尔有关的谣言。当报纸上登载了马歇尔即将去欧洲指挥盟军的这条消息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美国国会军事委员会的三个主要成员，参议员沃伦•奥斯汀、斯泰尔斯•布里兹和约翰•格尼对此提出抗议，他们声称马歇尔对国会非常重要，不能离开华盛顿。史汀生说：“他们告诉我，他们不仅在个人的意义上依赖马歇尔，当他们就某个问题与同事产生争议时，只要提这件事是马歇尔同意的，争议会立即平息下来。”这几位参议员怀疑有些坏蛋在暗中教唆和策划一个阴谋，企图把马歇尔弄出参谋长的位置，因为他对总统、对联合参谋部的意义太重大了。
领导就是第一影响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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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论坛报》甚至刊载了一篇关于“流言”的文章，声称马歇尔将军将被赶出华盛顿到海外去，因为他得罪了总统。1943年7月28日，报纸上刊载的一篇文章别有用心地指责总统图谋把马歇尔架空，让萨墨维尔将军担任陆军参谋长，而罗斯福这么做的意图是让萨墨维尔利用参谋长的职位帮助其竞选连任。潘兴将军也反对马歇尔将军离开参谋长的职位，他在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里写道：“让马歇尔离开参谋长的岗位，是我国军事政策中的一个基本的和非常严重的错误。”罗斯福在给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远征军司令的回信中写道，他想让马歇尔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潘兴。
莱希上将、亨利•阿诺德将军和欧内斯特•金将军都曾以个人的名义私下里找过罗斯福总统，敦促总统不要让马歇尔离开华盛顿。他们都认为，马歇尔的存在对于保持联合参谋部的团结来说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要想让部队协调一致地行动，就不能放他走。所有军种参谋长都认为马歇尔是主导性的人物，是制定和实施联合战略决策的核心。只有他才能确保有关决策得到一致的遵守。阿诺德和金说，马歇尔将军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公认的领袖。
金告诉罗斯福总统：“我们已在华盛顿建立起协调运转的机构，为什么要拆散它呢？”阿诺德则说没人具备马歇尔所拥有的“对全球性战争需求的超凡的感知能力，对陆、海、空军后勤的熟悉，对各军种、各战区和各国做出平衡判断的能力”。美军的非官方期刊《陆军和海军杂志》登载评论员文章称，马歇尔离开参谋长的岗位将会“动摇陆军、国会和整个国家”。最后，史汀生部长就此问题做出了强硬的表态。在1943年7月30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史汀生说：“我可以声明，关于马歇尔将军的去向问题……我所处的位置决定了我完全有信心认为，无论马歇尔将军是否将到国外任职，这一决定都将由总统做出，总统会基于对马歇尔将军完全的信任做出这个决定。无论这个决定的内容是什么，总统的惟一目的都是为了把这位卓越的美国军人放在使其最好地发挥作用的地方，以赢得这场战争。”
关于马歇尔的去留问题看来要陷入僵局，而能打破这个僵局的只能是马歇尔本人的态度。这个时候，他只要做出某种暗示，表明他希望去欧洲担任盟军最高司令，那么马歇尔就必定会获得这一职务。然而，马歇尔并没有这么做。
在1943年12月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宣布了他的决定：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即将出任盟军最高司令。罗斯福不顾他的两个亲密助手，哈里•霍普金斯和史汀生部长对马歇尔的极力推举，做出了“有利于艾森豪威尔、不利于马歇尔的决定”。而斯大林和丘吉尔也都表示过更倾向于马歇尔。
那么，罗斯福为什么选择艾森豪威尔而不是马歇尔呢？答案在于马歇尔本人。
在1943年12月的开罗会议上，在最终决定做出之前，罗斯福将马歇尔召到住所，马歇尔在回忆录里提及了这次会面。罗斯福询问他关于盟军最高司令职务的事时，马歇尔回答道，“我记得我说我不想评价自己的能力，这是总统的事。我只希望讲清楚，无论最后的决定是什么，我都会全心全意地履行责任。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不能掺杂进任何个人考虑。我没有与总统探讨这件事情的利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总统在谈话结束时说：‘我的感觉是你不在国内夜里我睡不着。’”
据史汀生部长的记录，罗斯福曾这样回忆起他与马歇尔的这次谈话：“总统轻描淡写地提起盟军最高司令这个话题，然后问马歇尔的想法，问他觉得怎么办合适。像往常一样，马歇尔把握着自己的原则，表示不该由他来说该怎么办。但他接下来补充说，在一件事上他可以谈谈自己的看法。如果由他指挥霸王行动，那么不能让参谋长这个位置空着，总统应该让艾森豪威尔来接替他的职务（当时有种说法是让艾森豪威尔任代理参谋长）。除此之外的任何安排，对艾森豪威尔或是参谋部都是不公平的。”这是马歇尔无私精神的又一次体现，因为不论晋衔时间早晚，参谋长都是一个更高的职务，这样会使艾森豪威尔成为他的上级。
接下来罗斯福总统宣布了他的决定。他对马歇尔说：“这件事我已经考虑了很长时间，我已决定让你继续当参谋长，让艾森豪威尔出任霸王行动的指挥官。”马歇尔不露声色地接受了总统的决定。不久，马歇尔与战争部长助理约翰•麦考伊会谈。麦考伊回忆说，当时马歇尔将军看上去“不像是一个极度失意的人”。但史汀生不同意这个看法，“我认为我更了解情况。我知道马歇尔在内心深处渴望指挥进军法兰西的军事行动，只是由于无与伦比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自制力才使他给别人留下了另外一种印象。”
在罗斯福做出决定后，史汀生与马歇尔心照不宣地中止了关于霸王行动指挥官的谈话。在谈及马歇尔对这个决定的反应时，史汀生赞叹地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一边是驰骋战场、万分显赫的盟军总司令，一个注定要被载入史册的英雄角色；另一边则是居于幕后运筹帷幄，无法进入公众视野的参谋长，一个担负着枢纽的角色却不被人理解其重要性的角色。是选择人生的辉煌、选择自己的历史，还是听命于职责使命、让历史选择自己？马歇尔以“无与伦比的自我牺牲精神和高度的自制力”主动放弃了指挥进军法兰西的盟军总司令这个对个人名声更有利的职位，而且，令人肃然起敬的是，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把艾森豪威尔视为自己的竞争对手，相反，他表现出了真正的君子风度。
能否克制住不把个人的私心嫁接在职责的客观需要之上，这是检验一个人是否真正无私的试金石。在历史抉择的紧要关头，马歇尔没有站出来向总统暗示自己的内心渴求，他选择了真正的不偏不倚的客观态度，痛苦地将自己的个人意见埋藏心底。他放弃了为自己赢得卓越声誉的历史机遇，由此，在个人性格的高度为自己写下了历史的辉煌一笔：他选择了寂静的辉煌。
无怪乎，二战结束后，丘吉尔在写给马歇尔将军的信中，高度称赞了他在二战期间统领盟军共同抗击法西斯的伟大贡献。他在信中说：“虽然你没有去率领这支伟大的军队，但是，它离不开你的创造、组织和激励。在你的指导下，这支横扫法国和德国的大军，在短得令人惊讶的时间里从无到有迅速成长壮大起来。你不仅一手创建了这支军队极其复杂的支援机构，而且，令我难以置信的是，你居然做到了使现代军队所必须的庞大的支援机构高效快捷地运转起来。当指挥员需要的时候，它们会以无与伦比的速度响应他们。除此之外，在大战略的领域，你一直是盟军联合参谋部的大脑，它将永远成为联盟作战和协调作战中规划与监督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