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5年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发生微妙变化的关键时刻，《十一五规划建议》正式公布。该《建议》在关注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同时，首次提出城市群概念。
什么是城市群，这一概念的提出对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有什么意义，未来5年，中国区域经济经济重心是否会发生变化？
日前， 本报记者就“十一五”区域经济的热点问题，对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健进行了专访。
20大都市圈招财聚宝
《中国经营报》：《十一五规划建议》强调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有条件的区域，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通过统筹规划，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分布合理的新城市群。你对《十一五规划建议》高度关注加强城市群建设持何看法？
王健：城市群的提出对于区域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突破意义。因为在“十五”之前，区域发展主要的提法是沿海和内地，后来转为东中西的提法，“十一五”规划将从区域空间结构的角度上提出城市群的概念。
《中国经营报》：都市圈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多大？
王健：都市圈战略是中国未来区域发展的重要战略。随着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中国的都市圈必然形成。粗步估算，到2030年中国迎来人口高峰时，我国人口总量为16亿。按届时75%的城市化率计算，城市人口总量为12亿。增加的城市人口如何安置？
城市化和都市圈是唯一的出路。由于中国的平原面积为115万平方公里，其中90%在东、中部，约100万平方公里，所以未来增加的城市人口也必然集中在这里。如果每个都市圈以120公里为半径，覆盖的面积为4.5万多平方公里，则东、中部平原地区可以摆下19大都市圈，加上位于四川盆地的成渝都市圈，将形成20大都市圈。
目前中国仍有9亿农村人口，因此仍有生产要素在部门间结构变动的巨大势能。即便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上升到75%，与发达国家5%的农业人口比率仍有差距，所以都市圈经济增长潜力巨大。以GDP8.5%的年增长速度来计算，到2030年中国GDP总值将达到105.8万亿元，而20个都市圈将占到85%，创造出90万亿元的GDP，平均每个都市圈创造4.5万亿元。
西部难形成都市圈
《中国经营报》：20个都市圈似乎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东部沿海地区多，而西部地区少，这是为什么？
王健：的确如此。目前有12个省区没有布局都市圈。这是因为都市圈只能建在平原，没有被纳入都市圈的省区，主要原因是省区内没有足够的平原面积。例如东部的福建省就没有纳入都市圈，福建的福州、莆田、漳州和泉州四大平原面积总计只有1865平方公里，其间还被山川与丘陵分割，不能连成一片。
中国的西南地区更是“地无三尺平”。虽然人口接近两亿，足够组成三个大都市圈，但只有四川盆地的平原面积可达3.9万平方公里，具有组建都市圈的条件。西北地区是黄土高原，地广人稀，主要城市间的距离常达数百乃至上千公里，无法在较小的地域内形成需求规模，因此都不具备组建都市圈的条件。
《中国经营报》：大量都市圈建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如何解决西部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
王健：实际上都市圈的战略作用之一就是缩小地区差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地区发展差距一直在扩大，这主要是由于东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太过明显。一是靠近海岸线，有利于对外经济交流、发展贸易与吸引投资；另一个优势就是占有中国主要的平地资源，有利于推动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由于天然禀赋的区位不可能改变，东部地区的优势将长期存在。而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因为远离沿海，又缺乏平地资源，无法充分展开工业化和承载大量城市人口，如果没有人口移动因素，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都将面临长期阻碍。
实施都市圈战略后，可以在东部平原地区最大量地吸纳城市人口，包括从西部地区转移的人口。相对来说随着人口增加，东部人均收入上升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而西部地区因人口流出，农业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人均资源占有量都能获得提高，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也可以相应缩小了。
《中国经营报》：对于不具备发展都市圈条件的西部地区，发展之路应该如何走？
王健：重复走东部沿海地区的老路是不可行的。许多西部省份是资源大省，山水秀丽，在区位、交通等处于劣势。因而必须做大做强资源类加工业，延伸产业链，提高产业附加值，发展旅游服务等第三产业。如果重走制造业加工这条路，竞争优势非常少，同时浪费了和破坏了资源和环境。
区域经济重心必然北移
《中国经营报》：今年以来，在宏观调控影响下，中国区域经济格局似乎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在GDP增长和投资增速上，环渤海地区的各省市排名前列，超过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许多省市。你认为中国区域经济的重心正在北移吗？
王健：从短期来看，特别是今年上半年以来，投资的重心由南向北移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标志是上半年山东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广东，从全年来看，山东成为第一工业大省问题不大了。广东从改革开放开始占全国GDP3%，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13%，它的经济总量增长离不开外资，特别是港资的推动；但是到了90年代后期，中国利用外资发生了变化，外资开始由珠三角向长三角转移，同时投资结构和投资主体发生变化，以欧美资金为主；进入新世纪，外资开始关注环渤海地区，大量资金开始从珠三角和长三角转向环渤海地区。
外资的流向变化对中国区域经济格局产生重要影响。长期以来，外需是我国经济主要推动力量，今年1～9月份，我国GDP增长9.4%，而我国出口增长31%，对外资的依赖度非常之大。因而外资的流动决定了中国区域经济新增长点。
《中国经营报》：外资为什么要从南向北转移呢？
王健：主要在于我们的经济增长结构发生变化。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工业布局是东轻西重，南轻北重。经过20多年的经济发展，目前中国正进入工业化的加速时期，中国不可避免地迎来重化工业阶段。在这种经济结构变迁下，中国经济增长重心也要发生变动。
上世纪80年代是轻型增长模式，在短缺市场环境下，消费需求增长较快，轻工业投资较快。改革开放后，香港向广东转移了家电等轻型制造业，同时这些轻型产业市场需求相当好。因而在十多年时间内，广东经济持续增长。
而到了90年代，长三角承接了新加坡、中国台湾省的高科技电子产业的转移，迎来了高增长。到了90年代后期，居民消费结构开始升级，从家电转向住房和汽车，房地产和汽车的爆发性增长拉动了钢铁、水泥的等原材料行业的增长，而北方特别是那些资源大省经济增长自然表现抢眼。
《中国经营报》：随着区域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动，伴随资金由南向北转移，人力资本流动有什么特点？
王健：资金和人口的流动将相伴而行。在本轮经济增长中，珠三角出现了民工荒现象，表明人力资本也开始向北转移。从长期趋势来看，非都市圈地区的人口必须向东、北部的都市圈地区流动，加入那里的城市化进程。
根据测算，各都市圈之间的人口移动规模将超过1.4亿人。需要移出人口最少的是长沙都市圈，约185万人；需要移出人口最多的是成渝都市圈，需要移出人口接近7000万人。可接纳人口最多的是位于东三省的哈尔滨、长春和齐大(齐齐哈尔、大庆)都市圈，可接纳1.2亿人。从这个趋势来看，人口流动的基本方向是由从西南到东北方向。人口流动可能是波浪式的，西南地区的人口向长江中下游地区流动，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环渤海地区的人口向东北地区流动。
《中国经营报》：在资金和人力资本由南向北转移的背景下，中国区域经济是否会酝酿一次变革？
王健：随着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激烈，从调整空间结构中寻找经济效益空间的压力必然显现出来。以美国为例，长期以来的经济重心在东北部13个州，在只占国土面积不到四分之一的区域内，集中了全美国50%的人口和70%的工业产出。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由于南部和西海岸地区新经济的兴起，出现了人口和产业重心向西南部地区移动的趋势，到了90年代中期，西南部地区的人口和GDP首次超过东北部地区，开始分化出新的经济重心。在这种趋势下，中国从本国国情出发，选择城市群或都市圈式空间结构为区域经济的调整方向，可能正是走入了世界经济空间结构变革的大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