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个角度讲，中国内地过去20多年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称得上前无古人的事业，因此无论评价多高都不过分。但从另外方面而言，中国这些年在变革思想方面并没有超出“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点可以从《走向共和》的历史电视片中清晰地看出），在发展战略的选择方面也没有超出东亚四小龙遵循“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并与适度的政府干预相结合，发展外向型经济等传统模式。
因此，从广义的改革与转型的角度，中国可以从国际社会学到许多，中国可以在许多问题和思想上都借鉴前人、借鉴他人。在眼下最值得关注的经济转型问题上，江湖前辈东亚四小龙等的经验就非常值得借鉴。
转型在台湾差不多已成为家常便饭。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重大的经济转型台湾已经历四次之多。与浙江等中国内地发达地区较有相似性的，是台湾在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之后经历的转型（1986年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台湾自1960年代初期“经济起飞”，成为东亚“小龙”以及世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NIES）的一员。但在1986年前后，岛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将台湾推向一个尴尬境地。
对于台湾在这一转型期所面临的问题，台湾经济专家张冠华列举：“土地、劳力成本迅速攀升以及新台币的大幅升值，使台湾工业丧失了传统国际比较利益优势；环保、劳工等社会运动的崛起，使企业一时难以适从；基础设施的严重不足以及科技实力上的落后，使台湾经济形成新的瓶颈；而政治变局给台湾传统经济体制带来的冲击，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非经济干扰因素，更令企业陷于窘境；在国际市场上，东南亚国家以及祖国大陆经济迅速发展，大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也使台湾处在发达国家和东亚发展中国家‘双面夹杀’的险境之中。”
上述这些情况与浙江经济所面临的情况多有相似之处，尤其是在成本上升、币值上升、社会思潮变迁以及社会压力增加、科技实力落后、其他地区经济赶超等方面几乎如出一辙。那么台湾方面最终是采取什么办法来实现转型的呢？
最主要的，是台湾于1986年在经济领域内提出了以“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为主导的转型理念，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机制，并以产业升级和拓展美国以外的外贸市场作为重大调整内容，确定以通讯、信息、消费电子、半导体、精密器械与自动化、航天、高级材料、特用化学及制药、医疗保健及污染防治等十大新兴产业为支柱产业。
经过近10年的经济转型，台湾经济在自由化、国际化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产业升级显出成效，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占制造业的比重高达六成以上，其中信息产业发展尤为突出，其产值名列世界前茅。台湾对外出口市场的重心也逐渐从欧美转向亚洲，对美国出口比重已由1984年的48.8％下降到1995年的23.7％，对亚洲的出口比重则由1988年的32.8％上升到1995年的52.6％。出口产品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电子、信息、机械、电机和运输工具产品已占总出口的50％以上。对外投资大幅度增长，开始成为净资本输出地区，累计至1995年，对外投资约300亿美元。在这一时期，台湾与内地及香港的经济联系也日趋密切。
对于台湾成功转型的策略，简单的分析即可看出，其主线便是通过制度创新来增加自身竞争力，尤其是宣告了战后曾行之有效的经济干预体制走向反面，必须以“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为原则的新经济体制取而代之。如张冠华所指出，从“六年国建计划”到“振兴经济方案”，再到“亚太营运中心”计划的实施，显示出指导台湾宏观发展策略的经济理念在发生转变，以“供给导向”为口号的自由主义理念占据了上风。同时，曾被讽为装有“政府”干预经济的皮包的产业政策，也由过去的主导地位逐渐退居辅导地位。
台湾的这一转型思路，与改革开放以来经常强调的“以改革促发展”的理念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这启发我们内地发达地区在经济转型的问题上首先要重视的也是制度创新，要以制度创新来带动经济转型。其具体内容不外乎：走向更加自由的市场经济、更深度地融入国际市场、经济秩序更加规范等等。
目前，浙江企业面对转型的方略主要表现在“跑”、“转”和“上”三个方面。所谓“跑”，就是跑到其他地方去，如“温州炒房团”的出现，浙江商人到山西去收购小煤矿，以及干脆跑到外国，到澳大利亚和巴西等地去收购矿山和森林等就是一例，本质上是“资本输出”乃至“国际资本的输出”。所谓“转”，即是转行，即从利润微薄的领域转向其他领域，尤其是热点领域（房地产）和资源领域。所谓“上”，即是上台阶，上档次，上技术含量。
显然，浙江的转型如果仅仅停留在企业的层面，满足于依靠中国内地的巨大腹地和发展空间“跑”和“转”，恐怕是不够的。要实现全面、成功的转型，从政府制度到整个市场制度的创新才是关键。